我与集邮今生有缘

   我集邮始于1976年。那年我高中毕业，在家乡的一个地处偏僻管理区（人民公社的下属单位，管理近十个生产大队）做通信员，其中一项主要职责是投送这几个生产大队和学校的报刊与信件。天天和信件打交道，慢慢就被信封上的那些花花绿绿的邮票所吸引，为了得到信封上的这些邮票，往往跑几里甚至十几里远的路，将信件直接送到村民的家中。村民们见我跑了这么远的路，自然乐意把信封上的邮票送给我。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在集邮，而是在攒邮票。一年多的时间，我攒了三百多枚信销票，大多是编号票、早期JT票。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到广州求学，这种盲目的攒邮票爱好日惭浓厚，班里也有不少集邮迷，课余时间也常常交换邮票。我从同学的口中知道攒邮票的爱好有个“学名”叫集邮。我的一位同学在入学前是广州白云宾馆的员工，她见我喜欢集邮，便告诉我广州邮票分公司的地址。在广州的三年求学生涯中，我到地处广州市环市西路的广州邮票分公司不下二十次，购买了不少邮票。记得在1980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和一位同学到广州买东西，顺便去了趟广州邮票分公司，见有《庚申年》猴票出售，那天我仅带了10元钱，购物用去了一部分，余钱只够买半版猴票，结果回学校的车费也是同学代付的。同学们都觉得猴票好看便纷纷索要，我仅留一个四方连。过了一个多星期再去购买时，猴票已卖完。这个仅有的四方连也在1980年的夏天送给了当时年幼的表弟，我现在的《庚申年》猴票是1983年以每枚5毛线的价格从集邮门市部购买的。

   1980年春节后，我到广州市东山区的署前路邮局报刊零售门市部购买杂志时，在众多的报刊杂志中发现有一本《集邮》杂志出售，当即掏出1角5分钱购买了一本。这是《集邮》杂志的复刊号，集邮还专门出本杂志，当时在我看来是件新鲜事。虽然《集邮》杂志复刊初期是双月刊，但下半年就改出月刊。当年8月我毕业离开广州，被分配到鄂西一个偏远山区小县城做技术员，因当地没有报刊零售门市部，一时买不到9至12月的《集邮》，我只好托留在广州的同学代买。我的这位同学在广州市的河南（珠江南岸）工作，她每个月都要从河南转几趟公交车到署前路邮局报刊零售门市部为我购买《集邮》杂志，所乘公交车的车费远比购买一本《集邮》费用要多得多。到了年底订阅报刊杂志的时节，因当时物资还比较贫乏，《集邮》杂志限额订阅，我不得不托熟人走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订到了一份。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订阅集邮报刊的习惯。

   参加工作后，由于工资水平不高，我省吃俭用，几乎所有的工资、出差和夜班补助、奖金之类的收入都用来购买邮票。有时出差乘火车可以坐卧铺，但坐卧铺没有补助，坐硬座的补助是火车票价的30%，为了有这30%的补助，每次我都在硬座位上坐上一天一夜甚至几天几夜。在参加工作后的几年里，我集齐了编号单票和四方连、JT票（大部分为四方连），部分老纪特、文革邮票，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集邮迷。

   从参加工作的那天起，我就有这样的理念，凡事都要有主次，工作是主业，是以后养家糊口的根本，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做好工作中的每一件事；集邮是爱好，但只是副业，在精力和经济实力允许的前提下，玩就玩出点名堂来。不久，我就成为单位的业务尖子。由于我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几年后，县委组织部调我到县公安局工作。工作的环境变了，但我对工作的认真和对集邮的追求没有改变。无论是做刑警，还是在办公室做文秘，最后在指挥中心做管理，我都是独挡一面的的骨干，年年都是优秀警察，多次受到省地县公安部门的嘉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对集邮的痴迷也与日俱增，常常利用出差多的便利，跑邮市购买邮票、拜访邮友，交流邮识。

   在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时起，我对邮文的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豆腐块小文章写起，至今已撰写了二千多篇邮文，有数十篇获奖，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版了二本集邮专著。由于我对集邮的痴迷，有不少领导和同事产生了偏见，认为集邮是玩物丧志，或多或少对我有点看法；我认为部分同事在业余时间有打麻将、钓鱼、下象棋之类的爱好得到默许，难道就不允许我在业余时间爱好集邮吗？！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我行我素，业余时间当玩邮票的也应该玩。我在工作上的业绩与目共睹，以我的政治立场、工作能力、参警资历、人际关系，可以得到提拔重用，但在多次党委会上研究干部任用时，有人以我不务正业痴迷集邮而提出异议，我对此坦然面对。但后来人们的偏见愈来愈浓，以至在全体干警大会上，有的领导含沙射影地对我提出责难。在这种环境下，以我的个性，产生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想法，“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决意要离开公安战线，回到故乡再作努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恰好家乡一家报社招聘记者，我认为是一个机遇，便将自己的新闻作品和邮文剪贴薄及专著作为自荐资料前往应聘。当时人事处主管看过这些资料后说，报社要招聘的是写新闻的记者，而不是写邮文的作者。我大胆找到报社的社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社长看过我的这些零碎作品后，认为我的知识面广、文字功底深厚，是可用之才。就这样，在一百多名应聘者激烈的竞争中，我成为招聘的7名记者中的一员。在三个月的见习期间，以我写邮文的功底，撰写了大量有分量的新闻作品，最后成为调入报社4名记者中佼佼者。

   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及邮文写作是两码事，只有掌握要领，才能有所作为。我从记者做起，在成天跑新闻、写新闻之余，念念不忘集邮。在我做记者的几年里，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写了不少有影响的邮文。所写的新闻作品每年都获得全省地市州报好新闻奖，也多次获得省新闻奖；而撰写的邮文也屡屡获奖。

   回到家乡后，住房问题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大难题，由于平时积蓄不多，没有能力购买住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忍痛割爱，出让部分邮品，湊齐了购房资金。我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处，为日后的工作和集邮创造了条件。

   后来，我在担任总编室副主任、特稿部主任，工作的担子重了，琐事缠身，往往事无巨细，但我还是利用业余时间为市集邮协会义务编辑会刊（杂志型季刊、１６开３２面）。会刊的编委虽有五六人之多，但都只是挂名而已，其杂志从组稿、到编稿、再到版式、以至到印刷厂三校、清样，最后寄发刊物和稿酬都是我一人而为之。几乎天天是两头忙，白天忙工作，晚上忙编邮刊，天天连轴转，没有对集邮的痴迷，没有那一份执着，编邮刊这份份外的工作根本不能坚持这么久。由于邮协的经费有限，不能满足办刊的需求，我自费制作了两本会刊的合订本，为邮协保存了一份可贵的资料。也正是集邮研究和撰写邮文所养成的认真和严谨习惯，对我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新闻写作水平的编辑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在2004年报社人事制度改革时，我以较多的票数，当选为新闻部主任。新闻部是报社最重要的部门，是报社的脸面，没有几刷子、没有一点功底和能力是做不好这项工作的。

   我借从事新闻的便利，为当地的集邮鼓与呼，经常刊发集邮活动的报道，为普及集邮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现在，我在工资、补助、奖金、稿费都有了一定增长的基础上，尽全力补齐新中国的邮票。可能的情况下在集邮刊物编辑过程中精益求精，力争使会刊更上一层楼，成为邮坛的一朵奇葩。

   在三十多年的集邮生涯中，我如痴如迷地钟情小小方寸世界，至今不改初衷，决心将集邮进行到底。平常在集邮者聚会时，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与集邮今生有缘”。作者：刘国才  通信地址：433000湖北省仙桃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