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诞生的170余年，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时日，将其与现代、当代相比，也算得上“古老”；然而有着如此悠长历史的邮票，又延宕至今不衰，无疑它又是“年轻”的。邮票的生命力缘何旺盛，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邮票流通了几近百年之后的20世纪中叶，一位思想家对邮票所做的一个精辟的概括——邮票是“国家名片”。于是，邮票的内涵便有了准确升华、明确定位，并诠释了历久弥新的因缘。
当人们从一个国家主权的高度回望这些邮票时，便会生发出许多引人注目、发人深省的课题。从英国皇权之冠的“维多利亚女王”邮票，到中国清王朝图腾的“大龙”邮票，几乎每一枚邮票的背后都有着厚重而令人神往的背景与信息。
有一个事实是，多年来在邮票和集邮领域，对于邮票背景的研究，大多聚焦在过往的遥远的历史节点上，如中国邮学家对于“大龙”、“红印花”等“古典邮票”有着很多探究与研讨，可谓经典迭出，书牍盈案。
其实，我们把历史看得太庄重了。似乎只有那些落满尘埃的时日才是历史。殊不知，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昨天之于今天，今天之于明天，也是历史。只要我们有了这种历史意识，就不会错过在我们身边即将成为历史的任何元素。
对于离我们并不久远的新中国特别是跨世纪时期的邮票，我们的视野往往局限于表象的信息和感性的赏析。其实，从历史观念出发，将那些实际上已经存在的历史元素收集起来，加以分析，使之成为特殊且重要的历史构成，这类文章还比较鲜见，因为这需要条件——当事人亲历的见证和佐证。
说到见证，《见证跨世纪重大事件——我亲历的邮票发行与变革》一书的作者刘建辉先生，作为国家邮政票品发行部门的前主要负责人，亲历了许多重大和重要题材邮票的发行历程，堪为第一时间的当事者。在许多邮票从选题到设计、发行的不同环节中，常能见到他勤勉的身影，听到他精到的阐释。
说到佐证，刘建辉先生是一位有心、细心的邮政历史守护人。他经年不辍地将自己工作中可以与可能收集到的资料，精心地收集保存着。我在他的书柜中就见到一排排整理有序的邮票发行资料。
有了这样的身份，有了这样的资料，特别是有了这样一种难得的历史意识，于是，刘建辉先生走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将为“国家名片”修史视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二）
近年来，刘建辉先生在集邮报刊上陆续发表了新中国跨世纪时期邮票的有关选题、设计、发行等方面的系列邮文。这些邮文因涉及人所未知的崭新信息和背景以及人所未见的实物资料，在两个层面的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
一个层面是普通受众。他们时时接触身边常见、常用的邮票，却不知道这些心仪的邮票背后的历史性的信息。于是，刘建辉先生的这些文章仿佛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让他们感到新鲜、新奇、新异，这种以未知信息构成的可读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阅读乃至研读的亮点和动力。
另一层面是邮政部门的专业人员以及集邮界专事学术研究的人们。刘建辉先生的这些文章不啻为这些专业人员奉上一份未曾见过的关于邮票发行背景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这些文章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具有前沿意义的新发现、新实证，也是邮政和集邮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
在刘建辉先生的这些邮文中，所涉及的邮票是近年发行的，亦属于跨世纪新时期的新邮票。其中对于诸如“申奥成功”、“足球入围”、“抗击‘非典’”、“两岸通邮”、“第三轮生肖票”、“世纪盛事·港澳回归”、“中外联合发行”以及“红军邮”的销毁等邮票的发行背景与细节，文章以亲历的事实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做了鲜为人知的解密与阐释。
如在关于“两岸通邮”的文章中，作者展示了精心保存的一份资料，那是当年我国邮政部门致台湾邮政部门的信函副本，并由此悉数讲述了两岸通邮的历史性细节。由于作者能够透过普通工作的表象看到历史的深处，于是才将人们未曾意识到需要留存的资料保存了下来。这不仅仅是作者集藏习惯的驱使，重要的是他具有高远的历史眼光。
作为邮政工作者，在近年来中国纪念邮票、特种邮票、普通邮票、个性化邮票以及邮资明信片等各类邮资凭证问世的过程中，刘建辉先生亲历了种种鲜为人知的事件，他又以敏锐的收藏历史的前瞻性眼光，留存了许多宝贵资料。于是，这些陆续撰写的文字，便成为中国邮政、中国邮票以及中国集邮领域弥足珍贵的史料。可以说，刘建辉先生的留存以及日后的撰文，彰显的是一位邮政工作者为“国家名片”修史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
见证事件的资料并不等于史料。关键是要在资料中开掘和发现历史性的价值，有历史价值的资料方可成为史料。
我认为，面对史料如果只是讲故事，那历史就成了文学；如果仅仅是考证，那历史便成了考据学。我之所以没有将刘建辉先生的这些文章称为“邮票背后的故事”，是因为这些文章的选题和叙说，并不是一般背景性资料的叙述，而是与国家、时代、民族、民众乃至邮政、集邮的背景联系起来。从“邮”说起，又说到了“邮”这个元素在国家、时代、民族、民众这个大历史“天平”上的“重量”。文章强化的不仅仅是邮政为国家大事、要事的服务和宣传，而是揭示出邮票在国家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中的独特作用。这个独特，就是邮票发行上非同一般的创意。如“申奥成功”、“足球入围”等属于“进行时”的大事，邮票发行如无前瞻性的创意与果断的决策，往往会失去宝贵的“第一时间”。那枚“申奥成功”邮票是在“申奥”悬而未决的时刻设计、印制以及发送到各地，并由邮政第一负责人保管的；如若“申奥”失败，那将是一个全国范围内回收和销毁的大行动，或许还会出现类似“全国山河一片红”式的外流事件。在这种形势下的创意和决策，可谓邮票发行背后惊心动魄的一刻。而包括刘建辉先生在内的邮政工作者，在主持创意和决策这类有着历史意义的邮票发行时，这个难忘的“第一时间”的定位与捕捉，在邮票发行史上无疑是极为精彩的一笔。
如今，我们手捧这些邮票，其分量应有两次计量：一次是在我们不知其背后的创意背景时，那分量仅仅在于题材本身；而当我们读到并知道了其背后的信息时，那分量则再次陡增，因为其中还有如此精彩、厚重的创意。
刘建辉先生所记忆和收集的种种资料，有一个从资料到史料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是在于事实本身存在的历史价值，二是在于作者对于资料中历史价值的再认知。如 “红军邮”的销毁，这本是邮政工作中的常规事件，对于非常规邮品的回收和销毁，一直是邮政工作中的“规定动作”。但联系到新中国两次“军邮”的弃用以及延续到后来对于流通中的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的销毁，就提出了一个在国际邮政专业领域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即邮票可以发行也可以弃用。这个“弃用”包括了停用和销毁，其目的在于更科学地从邮政工作角度和邮票市场角度对邮票进行正常的处置。不久前，中国邮政还咨询了刘建辉先生关于邮票“停用”的历史和国际背景。可以说，在刘建辉先生选择撰写关于“红军邮”销毁这个题目时，作者从资料的角度认知到了其中的史料价值，那就是为邮政的制度和规章做了现实的诠释和历史的佐证。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没有把刘建辉先生所撰写的这些文章当作“故事”、“回忆”、“资料”来读，而是鲜明地感受到了其间充盈的史料价值。说透了，这个价值就是历史价值。正是因为作者有了历史观念，才能够把自己所拥有的记忆和实物资料，经过筛选和认知，使之从历史的高度展示出人们鲜见的事实形貌，同时令人感受到一种历史性的气息扑面而来。如此，才真正彰显了这些文章的价值。
（四）
历史不是空洞的。真实的历史，必须由信息和细节构成。一部历史就是一个充满细节的叙说。那种概念性、理性化的历史说辞不能令人信服的缘由，正如一篇文章所说的，“历史的皱褶常常掩蔽着一些人和事”，这个“皱褶”，就是细节。
每当我阅读刘建辉先生的这些文章时，一个突出的感触就是，他的历史观念以及为邮修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和宣言，不是一般泛泛的“宏观叙事”，而是将许多未知的信息从细节角度详尽地揭示出来。这些细节的一一揭示，就是将历史的“皱褶”抻开，让即将成为历史的资料以更真实的面貌存留于世。
那封中国邮政致我国台湾邮政的信件，从信封到信函的内容，从邮戳的走向到信件是否阅看，刘建辉先生都展示和撰写得极为详尽，显示了两岸通邮最初阶段双方那种“试探性”的令人难忘的细节。唯此，我们才知道了这段历史的真实过程，也才留下了这个历史转折点的细节，这些甚至可以成为将来“修史”的一份重要佐证。由此可见，刘建辉先生的这些文章正是他以当事人和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下的跨世纪邮票发行的一段历史。这些有着丰富细节的史料，在今日看来仅仅是一个有细节的事件或是场景，但在明日就是历史的构成。
正如那篇文章所说：“从细节中把握大历史，就像抻开了历史的皱褶，让历史刹那间有了人间烟火气。这一抻开，一切顿时鲜活起来，干瘪的历史充盈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任何历史都是不能忽略细节的。因为，任何在时间流程中所沉淀下来的细节，就是历史真相的一个个真实的元素。因此，我们要特别关注在今天或是为时不远的时刻发生的关于邮政、集邮和邮票的事件，特别是其中那些宏大的或是微末的细节。这些细节正是还原历史本身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也是让历史更真实、更生动、更有说服力的一个基础。
（五）
刘建辉先生的这部书，是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秉笔直书的正史性的严肃著作，但作者还是顾及了受众即广大读者的阅读心理。这部书的叙述方式和文字表达的一个特点就是平实。我认为，可以用“高视角，低语境”六个字来概括。
所谓“高视角”，如前所述，就是作者选题叙述的起点高，大多文章是从探究历史价值的高度来构想和叙述的。这个视角使这些文章有了厚重的内涵，使之有跻身邮政历史、集邮历史、邮票历史之列的可能。
所谓“低语境”，说的是刘建辉先生作为一个有着一定文字造诣的邮政领域的专家，他不愿高调高唱，而是在有高度的选题之下，在有深度的叙述之中，不以专家学者、行家里手的权威架势，构筑故做深奥的语境，置人于远距离。他以他娓娓道来的叙事风格，运用几乎没有专业术语的平实的白描文字，讲了邮票发行的种种细节，也可以说是“故事”。但是，这“故事”是有历史价值和厚重人文内涵的“故事”，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接受他所讲的“历史”，并以此引领人们关注这些并不板起面孔讲述的邮政、集邮和邮票的历史。这部书收录的这些文章即使是“低语境”，所彰显的也是“低中见高”的文字叙说和表达的高水平。因此，这个“高视角，低语境”，让历史离我们更近了，也更亲了。
刘建辉先生虽是一名邮政工作者，但是他在文化宣传和文学创作上皆有深厚的造诣。他的宣传理念是：以事实替代概念和说教；他的文学主张是：笃信平实的力量是无限的。于是，在他已经有了诸如《绿衣红娘》等众多的电影、电视剧剧本，有了诸如《国脉所系》等多部电视纪录片稿本，有了关于邮政、集邮和邮票的诸多文字以及有了收录在本书中的《鸡鸣驿掠影》、《初探盂城驿》等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之后，他的这近30篇特殊的浸透着历史感的文章为我们开启了一片新天地和新境界。
（六）
山东有一位集邮爱好者张明聚，他致力于把最近30年的中国集邮活动资料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并有志于以集邮史料名义汇编成书。我初读了他的汇辑，所涉及的是散见于集邮媒体和邮文中与集邮相关的信息与细节。最使我感慨的是他写的这样一句话：“我出这部书的目的就是为《中国集邮史》再版及各省市自治区集邮史提供点史料或素材，仅此而已。”
邮学家孙少颖先生为其书题词：“复苏”；意思是，历史将在资料和史料中“复苏”。我应邀命笔，写了两句话表达我的历史观：“大海由滴水汇成，邮史以细节筑就”。我想，张明聚先生从基层的所历所见，刘建辉先生从高端的所历所见，不同层面却有同一视角，那就是他们的多年作为，实质上是在为“国家名片”修史尽责。
尽管30多年来，我们已经出版了《中国邮票史》、《中国集邮史》等典籍，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出版了或正在撰写着各自的“集邮史”；这些邮史尽管已经勾勒出中国百余年来和30多年来邮票和集邮的史迹，但还会有一些未知信息以及细节有待补正。
作为历史，今天的人与事之于明天，就是一段新的历史。因此，已有的史书还有再修的空间，而新的历史则更需要我们去留存和记录鲜活的新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建辉先生的这部书，具有普遍意义地提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每个人都应当有“修史”意识，去见证今天，也把这个“见证”留下来去佐证和构成明天的历史。
无论是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回忆与记录，还是集藏者或研究者的挖掘与探寻，或者是新闻工作者的纪实与发现，这一切都瞄着一个目标，那就是为后人留下历史。
刘建辉先生的这部书，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只要关注、思考并记录着现实，就可以发现历史的闪光点，从而履行为当代“修史”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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