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相继有一批古代墓葬被发掘。1972年1月14日，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开始发掘，4月28日开棺，一具保存完好的两千多年前的女尸呈现在世人面前，引起全球轰动。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已经失传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等先秦古籍，共计五千余枚竹简。
“文革”时期的出土文物，经过正规发掘的不多，有许多是偶然挖出来的，有的还有精彩的故事，比如“铜奔马”，就是挖防空洞挖出来的。那时代为了防止帝修反的侵略，毛泽东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国上下都在大挖特挖防空洞，现在许多大城市的人防工程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
1969年秋初，甘肃省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第13小队也在挖防空洞。一天，几个社员正挖时，竟然挖到了一堵青砖墙。打开砖墙，只见里面摆满了铜铸的车、马、人、坛、盘等物。墓中出土的文物共计231件，其中有三颗铸有“将军”字样的银印，还有一支雄伟壮观的仪仗队，包括马三十八匹、牛一匹、车十四辆、手执矛、戟、钺等兵器武士俑十七件，各式立座奴仆牵马俑二十九件，共计九十九件青铜器物分成若干组而形成一支完整的仪仗队伍。在仪仗队伍的最前面带头的，则是一件飞奔中的马，只见它昂首嘶鸣、扬尾御风、三足腾空，一足踏于一只正展翅翱翔、回首惊视状的飞鸟上，气势惊人，正可衬托出奔马的快速。小队干部商议，先收起来，等一等，上级有人来要，就算了，没有人过问，就当铜卖了，用卖铜的钱给队上买牲口。然而，新鲜大队挖出“金马驹”的消息，传到了武威县金羊区保卫干事张有耳中。他把这个消息转告给武威县文物专干党寿山。当时党寿山被划入“牛鬼蛇神”之列，刚从“牛棚”出来，听了张有的话，不顾自己行动还受限制，立即和张有一同找新鲜大队13小队干部落实情况，并请来公社和大队干部，给13小队干部做工作。经做思想工作，13小队同意将文物交公，并派两名社员，将文物送到武威文庙文昌宫保管起来，后被送往甘肃省博物馆保存。事后，甘肃省政治部赠给13小队每户社员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枚毛泽东像章。后来，郭沫若前往甘肃省博物馆参观时，对这件铜奔马大加赞赏。随后，铜奔马就被调到北京公开展览。
出土了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等国宝级文物的河北满城汉墓，则是因为一项秘密的国防施工任务而发现的。1968年5月，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在河北满城进行一项秘密的国防施工任务，23日下午3时，当机电班的战士们在一个距离孤山山顶30米处朝东地带打眼放炮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因为这次放炮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许多碎石头，战士们决定上前看个究竟。不料，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突然感到双脚还没站稳便失去了支撑，随即身体也随着刚刚崩起的碎土石渣猛然往下沉去，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整个人便已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随后一同进入山洞的战士们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凌乱而腐朽的木料，以及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铁器、陶器和青铜器等。报告上级后，考古工作队于1968年6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陵山“军事禁区”。经过发掘，出土文物10633件，其中尤以“金缕玉衣”、“长信宫灯”和“错金博山炉”等为国内外所罕见。后来研究认定，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其妻窦绾之墓。
十年文革，十年浩劫。文革初期，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以“破四旧”为名，在全国上下对历代文物古迹进行的大破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别说是文物，就连乡村中农民使用的带有印花的盘碗，都被红卫兵摔了个稀巴烂，印有牡丹、鸳鸯等图案的被面床单，也要用靛蓝染上一遍才能使用。城里人为了避免红卫兵的揪斗，官窑瓷器用棉被裹住砸碎，往阴沟中扔金条也不是新闻。文革中期，由于林彪、江青阴谋集团在党内立足已稳，那种大规模的烧、砸、毁文物古迹的疯狂已经基本收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千方百计地与林彪和江青两个阴谋集团进行抗争，力图把他们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破坏文物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1970年下半年，周总理安排流亡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到我国各地参观访问，并借机对各地的文物古迹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和保养。1971年7月5日，经周总理批准，故宫博物院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每日观众达4万人次。这一年，在北京故宫的“慈宁宫”里，举办了一个特殊的文物展览——《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1971年8月，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选送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通知》。 故宫博物院、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地的文物遗址，还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鲁迅博物馆等展览馆，成为外国政要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法国总统蓬皮杜、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人访华的重要参观访问项目。这些参观访问部分地挽回了“文革”对我国国际形象造成的损害； 1973年5月8日“出土文物展览”第一次跨出国门，展品从60万年前蓝田猿人起到明万历止，计有实物493件、复制品27件、辅助展品135件，在法国巴黎珀蒂宫展出后，引起巨大轰动。此后，中国文物展览风靡世界。到1978年，“出土文物展览”先后在16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参观总人数达到657.5万人次。人们赞誉这个展览起到了“文物传深情，友谊连四海”的特殊作用。
由于“文革”初期“打砸抢”的暴行在海内外留下极为恶劣的影响，国外的反华势力又千方百计地利用红卫兵的行为诋毁和攻击中国政府。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有关领导部门一方面极力回避文革初期红卫兵焚毁文物的暴行，另一方面又比较积极地向国内外特别是境外宣传“文化大革命是保护文物”的。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和邮电部都以《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为题，制作和发行纪录影片和邮票，可见这些都是当时统一部署的结果。无论是邮票的发行，还是电影的放映，一方面试图掩饰或淡化文革破坏文物的事实，另一方面客观上对宣传文物的保护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套《出土文物》邮票的发行，不仅有利于宣传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野蛮做法的否定。所以，在“文革”尚未结束便能发行这样一套邮票，其意义是深远的。
邮票发行后，人们发现，这套邮票设计精美，规格庞大，堪称新中国文物邮票的佳作。十二枚邮票中，十枚有清晰的出土时间和地点，比如“青花凤首扁壶”，1970年10月在北京市旧鼓楼大街路豁口东元代窖藏出土。有些文物，蕴含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如“鎏金舞马衔杯银壶”，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是唐邠王府窖藏的金银器，王府窑藏共有270多件，这件银壶外形仿皮囊样，壶身两侧各雕刻一匹鎏金舞马，颈系飘带，口衔一杯，昂首扬尾，似作舞状。这一造型是唐代舞马中“屈膝衔杯应节，倾心献寿无疆”的场面。 据史书记载：唐玄宗在宫中养有舞马上千匹，并亲自加以训练。每年八月，李隆基生日时，舞马便披挂饰物，按照《倾杯乐》的节拍起舞助兴，并在曲终时衔杯敬酒，唐玄宗对此喜不自禁。“黑彩马”，1971年在河南洛阳关林唐墓中出土。马除头部、马蹄及尾部为黄色外，通体都是黑色。马鞍绿色，釉色丰润，立马稍稍扭颈，神态逼真。牵马俑似在持缰，生气盎然。二者形神俱佳，相映成趣，是已发现的唐三彩中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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